2018
新月:趙文量、楊雨澍回顧展
策展人:馮兮、蘇偉
助理策展人:楊天歌、鄭亞惠
開幕式:2018年3月24日星期六下午兩點
展期:2018年3月24日—7月1日
地點:北京中間美術館
導言:3月24日,《新月:趙文量、楊雨澍回顧展》將在北京中間美術館開幕。展覽圍繞趙文量和楊雨澍——這兩位從50年代創作至今的藝術家的工作,力求完整、真實地還原他們在艱難生活中開辟的藝術道路。他們是60年代松散的繪畫團體“玉淵潭畫派”和誕生于70年代的“無名畫會”的核心人物,以獨特的方式見證了中國社會的變遷和美術潮流的演進。“新月”展希望通過這個兼具研究、挖掘和再想象的案例呈現,勾描對于我們今天來說一些仍然重要和具有深刻關聯性的理論議題。在無法擺脫虛無主義情境的當下,這個展覽也希望通過激發創作個案與研究的對話,討論受壓抑的歷史經驗和美學經驗如何影響和塑造今天關于創作的價值觀和意識。
以“新月”為時空轉換的隱喻:關于趙文量和楊雨樹創作的一種敘述嘗試
本次展覽的題目“新月”,取自成立于1923年的文學和政治團體“新月社”。這個以胡適、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等為主要成員的群體,推崇相對自由和帶有現代主義性質的創作和討論,追求技藝和形式的先在性,與左翼陣營倡導的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文學有著極大的差異。這個廣泛涉及文學、政治、思想和學術討論的團體提出的諸多主張,在后來的左翼和社會主義論述中都被描述為有著資產階級的傾向。左翼陣營與新月社的論戰是20世紀30年代的一段公案;1949年之后,“新月”的聲音逐漸成為潛流和低音,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美術的體制化和意識形態化進程中,它不再是一個具有豐富的文化和政治討論內容的實體,而被抽象化為一種對立的價值觀。從美術的創作方法上說,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仍然可見“新月”的身影,它被部分地吸取到建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話語的實踐中。但是,在這一權威框架的主導和“冷戰”格局所導致的中西方陣營互相隔絕的狀態下,它只可能在美學語言上代表形式多樣的聲音——對這一聲音的壓抑和審查也無時不在——而又不能離開現實主義的范圍,因為它在哲學、思想、價值和話語層面的可能性受到了全面壓制。“新月”中的“新”,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對于“新人”、“新方法”和“新世界”的要求有著某種價值上的一致,但它在公共的主體建構中的在場卻只能在形式語言的范圍內體現,起到補充的作用或者處于潛逸的位置,這恰恰隱喻了1949年之后美術在政治歷史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接受改造時所面臨的境遇。
“新月”在時空轉換中所具有的隱喻力量,為本次以趙文量和楊雨樹這兩個創作個案為核心的展覽提供了敘述入口。
趙文量(1937—,生于哈爾濱)和楊雨澍(1944—,生于北京),是兩位都生于1949年建國以前的老先生,他們可以說完整地經歷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今社會和藝術的變遷。兩人于50年代末在學畫的經歷中相識,并從此開始了這種亦師亦友的友誼。1961年起,楊雨澍開始跟隨趙文量學畫。他們的一生經歷坎坷,生活一直困窘,繪畫成為了他們生命的核心和唯一寄托。自1992年起,他們共同居住在北京方莊一所狹小的居室內,2011年搬入北京亞運村附近一個普通的住宅小區。
從1963年開始,趙文量和楊雨澍的創作轉向戶外寫生為主。1968年起,兩人在外出寫生的過程中陸續結識了一些青年繪畫愛好者,這些年輕人受到他們繪畫風格的吸引,與他們一起學畫、作畫,形成了松散的繪畫團體“玉淵潭畫派”。來到70年代中期,他們又結識了新的一批年輕的業余畫家,并繼續堅持在嚴苛的政治環境下從事繪畫創作,趙文量和楊雨澍在其中扮演了導師的角色,這些人就是“無名畫會”的主要成員。他們在1974年12月31日舉辦了一次秘密畫展,后來又分別于1979年和1981年舉辦了兩次“無名畫會”的公開展覽。20世紀80年代,在風起云涌的現代美術運動中,趙文量和楊雨澍并沒有在創作上做出巨大的調整,而是繼續深化和開拓在60—70年代形成的創作方法,并且有意識地在思考中將自身的創作與時代潮流隔離,有時候也訴求于中國古典藝術的道德理念和美學作風。這種近乎苛刻的自持狀態一直持續到今天。
開展這項研究所面臨的挑戰是,既要完整、真實地還原兩位藝術家在艱難的生活中開辟的藝術道路,在藝術和生活那種必要而非夸張的張力中敘述創作的故事;同時,他們的藝術生涯完整見證了1949年之后中國美術領域的體制化和話語流變,如何從歷史批判的視角處理他們與權威框架的關系,也是這個展覽在理論上面對的最重要的課題。
從三個視角出發的多維度觀看:從歷史再想象到發問今天的藝術實踐
本次“新月”展將通過三個視角,立體和多維度地觀看趙文量和楊雨澍的創作:
展廳的二層嘗試從歷史批評的視野去處理這兩個創作個案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一權威框架的復雜關系,試圖厘清這種被指稱為“印象派”或者“馬蒂斯”的創作如何裂變于權威框架之中,它被賦予的地位是是什么,它的位置是如何變化的。這一層的敘事以歷史再想象和歷史現場的相遇為基礎,我們開展了一系列與“新月”的政治和美學隱喻相關的研究,它們以輕重不同的方式出現在展廳的中央,與兩位藝術家圍繞肖像、靜物和風景寫生為主題的畫作展開對話。
展廳的一層分別分析和呈現了趙文量與楊雨樹各自美學語言的演變歷程。趙文量從50年代中期起決定從事繪畫。他臨摹過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畫作,在藝術生涯早期的實踐中逐漸著迷于色彩的運用,繼而受到在熙化美術補習學校時學到的“藍藍灰灰紫紫”的畫法啟發(這種畫法和印象派的關聯很大,注重色彩和外光的動態表現),最終創造出自己獨特的大量運用原色和強烈對比色的“簡筆”繪畫風格。同時,他在繪畫中記錄了大量的個人生活遭遇和情緒變化,并且持之一生地將畫作與為人、處世等關于正義與自由的價值判斷聯系在一起。
楊雨澍是在趙文量的引導下開始創作的。1961年,他開始跟隨趙文量學畫。從70年代開始,他逐漸形成自己獨特的明朗、鮮艷、緊湊的色彩表達形式。他經常采用一種類似攝影鏡頭近景取景的方法,來固定畫面的四周輪廓,這一畫法賦予了畫面更生動的形、色和物的關系。進入80年代再到今天,他通過對冷色調、色彩邊緣硬邊的獨特處理,創作了一系列象征意味極強的作品,也在創作觀上征用了中國古典美學的趣味和道德理想。
從60年代開始,趙文量和楊雨澍開始在北京的玉淵潭等地持續地外出寫生,這一方面是一種繪畫訓練和靈感來源的需要,也與當時特殊的社會環境中不具備在家作畫的條件有關。寫生這一行動其實兼具藝術和政治色彩。1976年以前,他們靠著偷偷帶在身上的小畫箱和尺幅極小的畫作,得以從當時壓抑的社會生活中逃逸出來;而從70年代末至今,他們一直堅持寫生這種方法,沒有向后來廣為盛行的現代主義藝術靠攏。在這一層中,我們將根據繪畫地點的變化呈現他們的寫生作品,同時梳理兩位藝術家組織和參與過的地下和公開展覽。
展廳的三層是一個相對樸素的展覽空間,這一層中趙文量和楊雨澍的畫作再次交替出現,我們選取了一些帶有隱喻性質的作品,它們不能完全歸類為肖像、風景或是靜物的主題,盡管它們所刻畫的對象一開始是從現實而來。在1949年到1976年的時段中,這些作品不能進入到公眾想象領域,它們似乎失去了時間的向度,與現實的激烈無法對應。這些作品有些帶有宗教的氣質,有些和夢境、期許和想象直接相關,甚至有的還具有相當抽象的意味。我們今天看到這些作品,或許仍然不能通過畫面閱讀中的通感,償還歷史進程的時差,它們所表征的迂回道路和虧欠感,卻的確勝過了社會史中今勝于昔的時間表。這些畫作沒有憂時憂國的焦慮或者順從于以風格表達思想的規則,很大程度上,它們開辟出了一塊唯美的區域,讓那些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框架中不能完全沉淀或者過濾掉的異質物,留有生命的空間,并以此激發一種內在性的可能和精神訴求。
圍繞趙文量和楊雨澍的創作,“新月”展聚焦于美術在主體性被剝奪和獲得位置的張力中顯露出的創作者的心路和經驗。通過重新想象歷史中創作個體內在性形成的語境,這個展覽期望與觀眾一起,探究如何面對歷史轉譯的問題,并求教于今天藝術世界的實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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